南宋诗人杨万里在《送分宁主簿罗宏材秩满入京》一诗中写到“吾家亲党子罗子 ，如今四方学做官。”
梁元帝萧绎《金楼子》卷五《捷对篇》中记载，有一句诗“四海习凿齿”，出自习凿齿诣释道安的故事。在此故事中，习凿齿前往众僧之斋，持着钵趋堂，却见释道安不受礼数而食。习凿齿便厉声为之训斥，释道安则以妙语回应。这段故事表现了释道安的超脱和习凿齿的功利之心。
365年，习凿齿邀请了著名高僧释道安来襄阳弘法。在襄阳，释道安讲经弘法长达15年之久，并且创立了被称为“本无宗”的新佛教学派。
两位以“四海习勋齿，弥天释道安”为绝句的名人在襄阳当地享有很高的声誉。如今，他们的雕像仍然耸立在襄阳的南大门前。
习凿齿的重要著作包括《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逸民高士传》以及《习凿齿集》等四部作品。
目前《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清人辑本和今人校补本流传至今，而《习凿齿集》仅有少量文字残存，《逸民高士传》也早已失传。
根据“凿齿”之名的传说，据说是古代传说中的恶兽，后来被后羿所杀。生活在中国南部沼泽地带的它，手持盾牌和长矛，嘴中长有如凿子般的尖牙，这对尖牙从下巴上突出，给它带来了凶狠的外表。
帝尧派后羿前往昆仑山讨伐凿齿，经过激烈的战斗，后羿成功射杀了凿齿。
这一事件在古代著作《山海经》和《淮南子》中都有相关记载。
《山海经（海外南经）》中讲述了昆仑虚东方的景观，称昆仑为虚，并提到了羿与凿齿的战斗。羿持弓矢，凿齿则持盾，一说是持戈。
在《山海经（大荒南经）》中记载，有人说凿齿，结果被羿杀死。
《淮南子（本经训）》中提到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都给人民带来了危害。尧为此派羿去畴华之野杀死了凿齿，在凶水之上杀死了九婴，在青邱之泽捕捉了大风，向上射击十日，击败了猰貐，在洞庭中断绝了修蛇，在桑林擒获了封豨。
从习凿齿本人所说的“四海习凿齿”这句话来看，可以推测习凿齿是一个自信自负的人，甚至可能在与自己仰慕已久的名人初次见面时展现出一种傲慢的态度，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示自己的过人才华，并试探对方是否符合自己心目中的标准。
幸好在那时符军南下，释道安前来避难。他作为一位高僧，胸怀广阔，对习石的傲慢并不在意。
古人曾经说过：“治理整个国家要以历史为教训，治理地方则需以人民意愿为借鉴。”
习凿齿写《汉晋春秋》的目的在于抑制桓温的觊觎皇位之心，这一观点在南朝宋时期的著作《续晋阳秋》中得到了论证。
《晋书.习凿齿传》中记载：“当时，桓温心怀野心，习凿齿在郡，编写了《汉晋春秋》来加以整理。”
习凿齿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以推崇汉朝，并将晋朝视为继承者，并抑制魏朝的正统历史观。这一观点对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强调了统一，反对了分裂。
《汉晋春秋》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其中对于诸葛亮、王经、高堂隆、向雄等忠臣义士的高度评价，反映了作者对忠臣的推崇和肯定。与此同时，对乱臣贼子的无情鞭挞，则体现了作者对奸邪之徒的严厉谴责和痛心疾首。这种表达方式凸显了作者习凿齿心忧天下，忠于朝廷的愿望，展现了他对国家兴衰存亡的忧虑与担当。
习凿齿的著作大多是历史著作，但作为诸葛亮的忠实粉丝，他对诸葛亮的推崇有如现代社会狂热的追星族。在他的著作《汉晋春秋》中，蜀汉被视为正统，诸葛亮则被塑造成主角。令人惊讶的是，他在书中明确指出了诸葛亮躬耕的地方就在他老家习家池附近的“邓县古隆中”。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再加上一句“在襄阳城西二十”的话，就像在炫耀我的偶像就住在我家邻居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立场是否客观，确实让人思考，特别是在他之前或与他同时代的时候并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诸葛亮首次记录自己躬耕于襄阳古隆中的经历出现在《出师表》中，此前只有诸葛亮在这篇文章中提到自己“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后人在写到“诸葛亮亲力耕田”的时候，便查阅古籍，发现习凿齿所著《汉晋春秋》中有关记录，于是抄录并添加出处以供参考。这种情形有些类似现代写作中引用名人名言来加强论述的做法。
据说卧龙、凤雏都拜庞德为师，庞统是襄阳本地人，《出师表》写作之时，襄阳郡已经建立。如果诸葛亮真的在古隆中务农，他完全可以在《出师表》中写下“臣本布衣，躬耕于襄阳。”
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记载了“亮家于南阳的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称为隆中。”
这种行为简直就是脑残粉级别的，难道其他正统历史书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吗？就好比现在有些人在攀亲时会说“我是某某二大爷孙女同学的邻居”一样可笑。
习凿齿，一个出身豪门世家的人，在东晋王朝官场上运气不错，仕途顺遂，据说曾经创下一年三迁的官场记录。正如司马迁所说：“附翼尾而名益显。”
他对个人利益毫不在意，反而追求名声成为他的一生目标。正是因为习凿齿在《汉晋春秋》和《襄阳嗜旧记》等著作中对诸葛亮进行了大量的正面描写，使得后人提及诸葛亮时，往往会联想到习凿齿的作品。
《汉晋春秋》明确具有特定的写作目的，因此不能被视为严格的历史著作，因此有人将其归类为中国野史第一，这样的说法也颇具道理。
因此，后人把习凿齿定位为文学家和政治家，而非史学家，这无疑是相当准确的。
公元379年，前秦王苻坚攻陷襄阳时宣称：“我率领十万大军攻克襄阳，却只得到了一个半人。”其中一个人指的是释道安，半个人指的是习凿齿，因为习凿齿当时因腿疾而行动不便。
习凿齿和释道安原本名声显赫，才华出众，自认为名扬四海，因此有了“四海习凿齿”之说。然而，在符坚眼中，他们却成了“半人”。这让习凿齿这位自负才智的人情何以堪？
习凿齿和释道安被苻坚选中，被派马车“请往”长安做官，但不久后，习凿齿就因为脚疾的理由辞去官职，回到了襄阳。东晋收复襄阳后，朝廷想要征召习凿齿来编纂国史，但他已经去世了。
显而易见，习凿齿具有卓越的才学和声望，然而也同样存在性格缺陷。评价历史人物时，我们应该始终秉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既不应因为某些问题就全盘否定，也不应盲目崇信历代对其的高评价，而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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